可楼记

《可楼记》是明代文学家高攀龙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从作者名其楼为“可楼”的原因开始写起，记述了其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继而引出了作者对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间接表达了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全文夹叙夹议，虽不以文名，但写得简洁而含蓄，平平略记，读来却饱含哲理。

据《明史》载，高攀龙“少读书，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他常研读二程、朱熹之理学著作与山西大儒薛文清之《读书录》，心领神会，受益颇丰。又亲撰《日省编》《崇正编》，将先朝大儒针对儒、释差异所发之论汇集成书，以抵制阳明心学所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之主张。是时，朝纲废弛、国力渐衰，首辅王锡爵大肆剪除异己，朝廷之内，直言进谏之士为之一空。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神宗却妄信王锡爵，将袁氏削为庶人。袁可立乃高攀龙同年，又是朝中难得一遇的有识之士，故高攀龙闻此而愤激不已。遂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王锡爵严加指责，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神宗亲佞远贤的不满。神宗大怒，谪高攀龙为广东揭阳添注典史。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以遭亲丧为由，居家不仕近三十载。在归乡赋闲的这三十年中，高攀龙于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处读书静坐的“水居”，取名“可楼”。“水居”坐拥环山，临湖而处，清幽雅致，远避尘嚣。于“可楼”之中，存楼主人悟得之“治国平天下”的“立本致用之学”。高攀龙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毕生之志，“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因此，高攀龙为“可楼”作记，以述其置身“水居”之所思所乐。

为亭台楼阁作记，在高攀龙之前，早有佳构。即以明代为例，刘基的《苦斋记》、宋濂的《阅江楼记》就颇具特色；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更是精美而真挚感人。高攀龙这篇《可楼记》却异乎前人，名曰“记”，实则重在“议”，即只是平平略记其楼之建构和登望之乐，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可”与“不可”、“足”与“不足”的哲理与感叹上。

文章开篇用一个自然段写自己为什么名其楼为“可楼”，虽记述了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心态但在全篇中，它却只是为议论蓄势，有如放矢前的张弓。按常理推之，接下来作者当就可与不可展开题旨了，然而文章又故作迁回，写了一小段自己年轻时所理想的“可”，以及观览祖国名胜后“无足可吾意”的“不可”。二者对举，似乎又否了第一自然段说的“可”和年轻时企望的“可”。从文气上看，似乎仍是引而不发；从逻辑和内蕴上看，这一段却是作进一步的铺垫，并迂回曲达，摆出了“不可”与“可”这矛盾和作者的疑惑心理。当然这样写正反映了作者经历、人格和他所处明末社会环境的真实情感和心路历程，但在写法上，也避免了平庸和浅露。

第三自然段，既是文章的高潮所在，也是作作记的主旨所在。以传统的观念言之，“知足不辱”、“知足常乐”，而今人不知足，虽所得“止于一饱”，所安“止几席之地”，仍要“极力以营其口腹”、“极力以营居处”凡此种种，既是对现实的影射，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怀疑，更是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虽然高攀龙明言这种“不足”产生的“不可”是“人之大患”，并表明“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但明白人看来，其中隐含着作者的不平、愤与不记个人得失的操守。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于此文之中亦可窥其一斑。

一般来说，明代散文总体说来，前期沉寂，貌岸然而无生气。其后，文派纷起，但又复古、拟古，散文创作颇多优孟冠，不能“自为其言”。到隆庆、万历之际，企图摆脱古人束缚而要求“直抒胸臆，唐宋派也提出了写“新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主张，公安派还倡导“独抒性灵”。高攀龙虽不以文名，但他顺应潮流，写出这种简洁而有自己见解的，有含蓄特色的散文，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