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事类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沈密，而不免于谬；曹仁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作品简介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译文注释
译文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事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的第三爻，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的第五爻，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引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成绩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结晶，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能，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提升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校正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能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事，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事，用在无关重点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沈密，而不免于谬；曹仁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丰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文学赏析
《事类》的“事”是旧有的事例或典故，“类”是类此。“事类”即“据事以类义”，根据旧有的事例或者典故来类比说明所要讲的义理。但刘勰的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范围要大得多。本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
《文心雕龙·事类》全篇分三部分：
一、讲“事类”的含义、作用及古代用“事类”的概貌。
二、讲才、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
三、讲魏、晋文人用“事类”的缺点和错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刘勰对“事类”在创作中运用的基本要求：一是准确贴切，二是自然，使引用的事和言与文章融为一体，三是抓住最精要的东西。刘勰认为“事类”的运用，涉及作者的才、学问题，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驾驭知识的能力，即才、学兼备。
今人读解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主要论述“事类”的运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笔者认为是对“事类”概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王志彬先生就“事类”与“事义”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解，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龙学界对“事类”概念所持的几种不同的观点，这对于更深入理解《事类》篇的主旨以及探讨六朝文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事类”与“典故”
现代文学家在注释《事类》篇时，大多用“事类”与“典故”或“用典”作对比，其中有两种观点颇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事类”就是“典故”或“用典”；另一种观点认为，“事类”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大得多。
刘勰《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刘勰所谓的“事类”，其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略举人事”，一为“全引成辞”，“人事”，刘勰也称之为“古事”，“成辞”，刘勰亦谓之为“旧辞”。由此足见，刘勰所说的“事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事类”；其二，引用古书、古人的言辞，并且确有其书、实有其人，任何虚构古书或著名人物的言辞也不能称为“事类”。对“事类”这两方面内容的概括，龙学家基本都能明确地指出，只是在和“典故”作对比时，出现了差异。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义，对“典故”定义的界定比较复杂，吴直雄先生经过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义概括为七种类型、九种意见，最后吴先生认为《辞海》“典故”条中“典故”的定义可以为我们所遵循。《辞海》定义“典故”为：典制和掌故。②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这一定义也被《汉语大词典》所采纳。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义，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汉语大词典》“典故”条所举《北史·高隆之传》：“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而刘勰所论述的“事类”并没有此义。此外，《辞海》中“典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而刘勰所言“事类”的另一层含义是“全引成辞”，其中所举的两个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不管是“政典之训”，还是“迟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话，它们也有出处，但很明显与“有来历出处的词语”不一样。朱星《文心雕龙的修辞论》认为刘勰《事类》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书经》上的古语，实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说：“主要是在组织上语气上，成为典故必须是压缩的一个词或短语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种代言体的口气说出”。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比“典故”的范围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将“典故”的使用分得极为细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义。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援古事以证今情之类，约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浑用，三曰综合，四曰假设。用成辞以明今义之类，亦约分四项：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证，四曰借字。”刘永济先生也主张“事类”即是“典故”，他在刘勰《事类》篇的基础上，将“事类”的种类及其应用论述得更为详尽，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综合”、“假设”两端，“用成辞”中的“檃括”、“借字”两项，刘勰《事类》篇只字未提。刘永济先生的这种归纳为后人研究“事类”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丰富我们的认识与开拓我们的视野有重要的意义。
二、“事类”与“引用”
修辞学发凡
龙学研究界中，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类”等同于修辞学上的“引用”。“引用”这一修辞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其内涵与外延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认为“引用”约有两个方式：分别为“明引法”与“暗用法”，他说：“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引用辞”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陈望道先生认为还有一类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资谈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陈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与刘勰所谈的“事类”有极大的相似性。与陈望道先生对“引用”的解释相比，当代学者对“引用”的理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辞典》认为“引用别人的话语或成语、谚语、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该书按引用内容的不同把其分为四类：“引经”、“稽古”、“出新”和“反用”，“引经”可以类比为“事类”中的引成辞，但是要比引成辞的范围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经”，“稽古”可以等同为“事类”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与“反用”，刘勰《事类》篇未曾论及。《汉语大词典》定义“引用”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词作为根据。”《汉语大词典》所释“引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今人一种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对象极为宽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词，包括谚语、俗语、成语、儿歌、童谣、数据、格言、语录、警策、歇后语、圣贤言辞、名人言论、诗词散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凡是被摘录出作为根据的皆可称之为“引用”。在《事类》篇中“引”字共出现了八次〔13〕，把这八处“引”字翻译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刘勰也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但是由此出发，把“事类”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是不太贴切的。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笔者认为“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
三、“事类”与“事义”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事类”与“事义”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参考刘勰以前或当时的其他有关论著，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同异之处，对于明确刘勰的文学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事类”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六朝时候，“事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事类”，有的称“事义”，有的则称“用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里的“事类”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辞。锺嵘《诗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这个“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里“事义”与“用事”的含义所指一样，就是运用古代典实之义。《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全借古语”、“唯睹事例”也与“事类”的含义相同。萧统《文选序》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萧统所言的“事”与“义”大致与事类之义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