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记题词

《牡丹亭记题词》是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创作的一篇散文。首段剖析了杜丽娘形象的精神实质，并提示读者和观众，切不可仅作皮相的理解；第二段叙述《牡丹亭》故事的蓝本及源流；末段提出“情”与“理”的矛盾对立，表露出鲜明的倾向。全文层次井然，娓娓道来，文章以小品的笔调阐发观点，活泼生动，更觉情真意切。

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即从遂昌辞官归还临川后不久。《牡丹亭》以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为线索，塑造了为追求幸福爱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形象；作者歌颂具有天下之至情的杜丽娘，并以“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一语，肯定了这种虚构的理想王国，以及青年男女对于传统礼教的大胆反抗，从而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牡丹亭记题词》此文当亦作于此时。

汤显祖之所以被明末自命为卫道士的夫子们恨之入骨，视之为毒蛇猛兽者非它，端为《牡丹亭》一剧耳。所以直到清代，还有些笔记，说亲眼看到汤显祖因《牡丹亭记》败坏礼教而在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

那些连篇鬼话，无非证明汤显祖罪该万死。在理论上驳他不倒，也无权下一道禁演停演的法令，“革命”的大字报此时尚未发明，就只好出此下策了。明知没有人置信，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别的高明办法，就这样胡乱说一通。可恶固然可恶，却也可怜。在汤显祖写《牡丹亭记》之前，他的诗文和奏疏已经捅了不少乱子了。现在居然仍旧不肯安分守己，在世俗的眼光中，原是无法理解的。看来，汤显祖对这个题材，对这个主题，对这个“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杜丽娘，在感情上已经爱之甚深，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了。一旦到了他在这篇题词中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程度，要他放下笔来，那是不可能的了。

汤显祖既写了《牡丹亭记》，深恐别人予以曲解，因此又写题词。题词公开宣称：“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就是为《牡丹亭记》一个剧本作辩护，矛头所指是为一切“恒以理相格”的“通人”，所树的对立面是一大群人“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汤显祖的快人快语。任何卫道君子，要在梦中绝对排除七情六欲的干扰也是困难的。曹操、秦桧之类也难免有冤魂向之索命的梦，这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人对心理学虽缺乏研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还是说出了一些道理的作者在剧本中，也写了一个“以理相格”的通人，名叫陈最良，是杜丽娘的塾师。所不同者，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道貌岸然的伪装还有一定的限度，不像汤显祖在政治生涯、文艺生涯所遇到的那些通人那样面目狰狞罢了。

《牡丹亭记题词》和《牡丹亭记》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都闪耀着“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对于人的价值重新认识的思想光辉，和西方的莎士比亚的剧作的人文主义思想东西互为映衬，不约而同，堪称奇迹。可悲的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代”随着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所导致的明代的灭亡而夭折了。人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围绕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作些文字游戏般的诠释而已。如此等等。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汤显祖也就显得格外伟大。杜丽娘成了“有情人”的典型，也造就了无数扮杜丽娘的表演艺术家。个别的杜丽娘在“梦”中相会的也许是外国的柳梦梅，这不能要求汤显祖负责的。因为不演戏，不扮杜丽娘的女性，也会做这种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