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行

《永贞行》是唐代诗人韩愈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声讨二王（王叔文、王伾）等小人用事，认为他们最终被正之以法是理所当然的。后一部分，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受牵连而被贬，寄予深切的同情。全诗褒贬态度分明，在公义和私交的处理上比较适当。

《永贞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三月，此时距永贞革新已接近十年，可以说是韩愈对永贞革新经大约十年思考后的冷静回顾。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的一次政治革新运动，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但他们革新政治的措施，却是符合中唐之际的社会的要求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韩愈由于当时政治因素和受封建知识分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极力诋毁永贞革新和它的领袖人物王伾和王叔文。此诗就是抒发他的这种见解的。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韩愈反对永贞革新，并不影响他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进步立场。

《永贞行》这篇作品是韩愈历来争议最大的作品。全诗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声讨二王等小人用事，认为他们最终被正之以法是理所当然的。后一部分，对柳宗元等因受牵连而被贬，寄予深切的同情。此诗表达了韩愈对永贞革新的观点与态度，诗中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处境表示了同情，在公义和私交的处理上都是得当的。

韩愈在诗中矛头所向，乃二王借革新之名而图谋不轨之实，他不但没有否定永贞革新，而且把参与革新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与二王作了严格的区别，认为柳、刘等是不同于二王的。韩愈认为，二王有三件罪不容诛的事：

一、企图夺取兵权以自固。韩愈诗云：“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貌，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凛慎朝士何能为！”旧注“小人”是指二王。当时的情况是，顺宗初立，休病，不能视事，公卜位给皇太子，是为宪宗，顺宗则为太上皇。有人认为，当时唐主幼弱，政权未固，二王恐宦官作乱，所以夺宦官兵权以捍卫皇室，目的在于推动革新。韩愈则是站在宦官集团一边，反对二王夺兵权，是革新的反对派。关于二王夺兵权是否与永贞革新有必然的联系，史阙有间，不好妄下结论，但据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当时的情况是王叔文早已与王伾、李忠言、牛昭容等结成党羽。王氏首先取得起居郎、翰林学士之职，然后又表面上推荐杜佑领度支盐铁使，并以己副之。其时杜佑并无实权，盐铁之权实际上已落到王叔文手中。对此，王叔文曾有一番话把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他说：“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新唐书·本传》）王叔文千方百计控制了度支盐铁使的大权后，又设法身兼尚书户部侍郎之职，权力在迅速膨胀，并逐渐控制朝中的要害机构，有大权独揽之势。对此，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感觉到事态发展已威胁着朝廷的安全，史称“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新唐书·本传》）。俱文珍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氏，使其不得随意人朝。这一措施，对控制权臣虽非良策，亦不失为权宜之计，其本质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全。对此王叔文耿耿于怀，“旧夜与其党屏人私语，人莫测其所为”（《资治通鉴·唐纪卷52》），“在省署不复举其职，引其党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权”（新、旧《唐书·本传》）。可见，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完全是由于宦官俱文珍妨碍他在朝中扩张个人势力的缘故，是出于私怨，而不是为了革新。其实，在封建王朝中，由宦官代表皇室掌兵，以安定朝廷，是常有的事。当然，由于宦官弄权，危害宗室亦屡见不鲜。至于俱文珍是一个怎样的宦官，《旧唐书·本传》称他“性忠正，刚毅而蹈义”这个评语，是实事求是的，并非虚美之词。观俱文珍的一生，并无劣迹。《新唐书·吐蕃传下》载：贞元三年，俱文珍曾参与吐蕃之盟，被执不屈，后乃放还。这正是他刚毅蹈义的表现。贞元十三年，俱文珍奉命为监军，叛将李酒割据作乱，文珍即献策，擒获李酒，平定了这次内乱，维护了统一。（《资治通鉴》）可见，俱文珍的一生是效忠于唐宗室的。故顺宗初立而让位，文珍则处处提防小人弄权。至如宪宗之立，文珍的功劳也是众所皆知的，故史曰：“宪宗之立，贞亮（即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新唐书·本传》）。可见，韩愈在《永贞行》中抨击二王欲夺兵权，是站在维护当时唐宗室政权的高度，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和经验教训中，去论断其是非的。毫无疑义，这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不能把反对二王夺兵权等同于反对永贞革新；亦不能认为韩愈对俱文珍有所肯定，即认为他是依附于腐朽的宦官集团。朱熹于《韩愈本传考异》云：“《历官记》云，公（即韩愈）判祠部（指元和初事），日与宦者为敌，恶言骂辞，狼籍公牒。”如果韩愈真的依附宦官集团，就不致于屡遭降滴，死于贬所了。韩愈是把俱文珍个人及其所做的有利于国家的事，与腐朽的宦官集团区别开来的。

二、结党营私，扩张个人势力。韩愈在诗中指出，“狐鸣集噪争署置，目易毗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他抨击二王企图以其私党集团取代朝中贤臣，破坏廉明之吏治。如上所述，二王与李忠言、牛昭容乘顺宗病疾之际，朋比为奸，欲架空皇室，独揽大权，其阴谋明若观火。永贞元年六月，韦皋曾上表示：“（二王）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资治通鉴》）随着二王在永贞革新中的表现，有识之士逐渐看清了他们行非正道，不利于宗庙社樱。无论在《顺宗实录》，还是《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均可看到“其（二王）所交结，相次拔摧，至一日除数人”的记载。二王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他拼命安插党羽，发展个人势力，这与前述其欲夺兵权的野心是一致的。有人认为，二王之“超资越序”，其实是拔抉有为之新秀，罢去无能或贪默之旧人，并以罢李实，任八司马为例，说明这正是二王革新之举，韩愈反对这种“超资越序”，就是反对革新。关于八司马的问题，容于下文详论。至于李实，韩愈的确曾作书歌颂过他，这是事实；可是韩愈并非李实党羽，他和李实在政治上是没有关系的，李实也没有朋党韩愈的迹象，所以不存在由于派系的缘故，韩愈要维护李实的可能性。韩愈对李实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上李实书》写于贞元十九年，里面确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等语。其时，韩愈如此歌颂李实是不恰当的，但他急于求进则有之，若谓其屈身以附实，则确无实据。朱熹就十分公允地说：“然（愈）恐不至于媚实以求进也。”（《韩愈本传考异》）至贞元二十一年，李实以虚报灾情的名目被贬，韩愈即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并在《顺宗实录》中毫无隐讳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其实韩愈对李实的态度，只是对其人的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与永贞革新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与对二王的批评是无关的。韩愈对李实态度的前后转变，正反映了他对人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早期韩愈对李实有过不符合实际的歌颂，而否认二王借“超资越序”以结党营私的事实。在选用人材方面，韩愈一向主张打破门第之见，实行任人唯贤的做法。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是贞元十八年他给祠部员外郎陆参的一封题为《行难》的信。在这封信中，韩愈批驳了陆参对一些出生低微的人贤而不肯摧用的所谓“求其初”的思想，指出“苟如是，先生之言过矣”，并列举了历史上大量虽出生卑贱，一旦委予重任，竟成大业的例子：“昔者管敬子取盗二人为大夫于公，赵文子举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夫恶求其初！”并沉痛地叹息：“先生之说传，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韩愈认为，若在选用人材方面，论资排辈，讲究门第，只“求其初”，不能超资越序、唯贤是用，则国家、百姓便要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进学解》中，他即把这一见解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就是说，人无贵贱，材无大小，都应兼收并蓄，量才待用。韩愈的一生，均致力于冲破门阀制度，为超资越序、唯贤是用大声疾呼。二王借“超资越序”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这与韩愈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方面，韩愈反对二王的做法，恰恰证明了韩愈是革新的真正拥护者。他对二王所谓“超资越序”的揭露，实质是摆明了永贞革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不当，并因此感到痛心疾首。

三、大肆受贿，贪污腐化。韩愈在诗中指出，二王集团“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揭露了他们腐败堕落，是国家社稷的蛀虫。《资治通鉴·唐纪卷52》载：“二王为太子（后为顺宗）宾客，得宠，于是受贿于藩镇，与之相结。”顺宗登位后，“宾客见二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还尤阂葺，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帛，夫妇寝其上。”似这样的记载，不但见于《资治通鉴》，也见于新、旧《唐书》及《唐鉴》等历史文献，可见，二王并非清官，他们不可能真心实意搞革新。韩愈反对他们，是反对他们的政治阴谋及腐败的行为，而并非反对革新。这点在诗中的意思十分明显。

诗的另一部分，是对柳宗元、刘禹锡等永贞革新失败后受贬的八司马，所寄予的惋惜和同情。诗曰“四门穆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韩愈首先肯定了清除二王集团后，恢复任人唯贤的路线所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形势，同时更把八司马与二王集团区别开，指出八司马并非与二王朋比为奸的小人。“郎官清要为世称”，韩愈认为，八司马为官清要，有口皆碑。在八司马受贬之际，韩愈力排众议，肯定了他们高尚的品格，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有人认为，韩愈肯定八司马，实是为韩泰参与二王夺军权的行为开脱。对此应客观地分析。首先，诗中自注是以柳宗元、韩晔、刘禹锡三人为八司马的代表，并没有提及韩泰。可见，韩愈认为韩泰并非八司马中的代表人物。其次，《永贞行》作于元和十年三月，其时刘禹锡改谪连州刺史，韩愈与他邂逅于荆蛮。事隔五年后，即元和十五年，韩愈自潮州量移袁州，便写有《举韩泰自代状》，认为韩泰“词学优良，才器端实”，“往因过犯贬黯.……自领漳州，悉心为泪，（臣）远所不如”。对韩泰过去失足之处，韩愈既如实指出，亦正确地看到他的长处，认为不能把韩泰与二王混为一谈，故极力推荐他。

有人又举出韩愈写的《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二学士》，说明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矛盾很深，从而证明在政治上韩愈是站在永贞革新核心人物八司马的对立面。这同样须仔细分析。诗中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一语。“冤仇”，指的是二王等；“偏善”“俊才”，显然是指柳、刘。在永贞革新之际，二王权倾内外，柳、刘与他们接近；韩愈对二王素无好感，故担心柳、刘语泄招祸。韩愈与柳、刘一贯交好，绝无敌意，《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和《柳州罗池庙碑》等，对柳宗元的道德文章及政绩都是充分肯定和赞赏的，对刘禹锡的感情也同样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