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志，不惟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甚盛甚盛。

敬获来信，承蒙告知关于治理国家的道理，并附来刘梦得的信，你们两人的反复论述都很精彩。所谈的大多不是如今一般当官的人那样的想法，不仅仅只是为了多收赋税保住俸禄以满足自己就算，唯独把社会富裕繁荣并对民众施行教化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很好很好！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论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因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问题，好像笨得很。”那么，像我这样愚昧的人本来就很难开窍，一定要烦劳你多加开导，才能够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点疑问提出请教。兄所说免除贫穷患病人家的赋税，但又不增加富人的赋税，这确实很恰当。要是趁着你的前任政治清明，固然非这样做不可；而不幸你的前任政治腐败，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政治上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贿赂公行因而赋税混乱。假如这样的话，那穷人就因为无钱向官吏行贿，结果实际上很穷名义上却不穷；富人用钱财去买通官吏，结果名义上不富实际上却很富。于是穷人更加挨饿死亡而无人过问，富人愈加横行奢侈而无所顾忌。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还会相信过去的税额吗？这就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始终不去过问，一定得查清它的实际情况。实情查明了，那么穷人必定要免除赋税，富户也必然要增加赋税了，怎么能坚持一成不变的说法呢？如果说只免去穷人的赋税而不查问富户的实情，那么希图逃税的富户就会很多，他们都会倚仗钱财去买通官吏以图免税，结果穷人就如同没有免税一样。如果说调查富户怕得不到实情，因而不能增加他们的赋税，那么对穷人也可以说查不清真实情况而不能减免了。如果实际情况都可以查明，却又故意放纵不管因而造成赋税不均，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不怕财富少，只怕分配不均匀；不怕国家穷，只怕社会不安定。”现在富户缴的赋税越少，穷人就难免要东挪西借才能给官府纳税，这样造成的赋税不均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而且不仅如此，穷人要被迫给富户服劳役，像奴隶般地被驱使，富户把大量田地出租给穷人耕种，收取他们收获的一半，或者借给穷人一笔钱要连本带利索回两三倍之多。皇上垂念百姓的劳苦，或许会减免一部分赋税，但只有富户能按户籍得到减免，而穷人却因依附于富室当佃户受奴役，结果还是要向富户缴纳两三倍的利钱或田里收成的一半。这样，皇上的恩泽达不到下层百姓，贫民百姓有苦也无处报告申诉，那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可就大了。像这样，如果不统一划定田界、核实民户贫富的名实是否相符，却暂且重新改变做法，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太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问，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富户是穷人依靠的根本，确实是不能破坏的。但是让富户太侥幸取得便宜而又奴役贫民，那也不行。你说担心富人会转而弃农经营工商或堕落为游手好闲的人，那是因为增税太急而又负担不均，才会产生这种现象。如果富户虽然增加了赋税，但实际交纳的只相当于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还是可以使他们安居乐业的，即使赶他，他也是不肯改行的。官府检查的办法越精细，下面富户逃税的办法也越巧妙，这的确像你说的那样。管仲也不主张征收民众的财产税，所以才有“杀畜伐木”的说法。现在如果除了工商税以外，那就不按照财产而只按人口和田亩来征税，开诚布公地告诉百姓这样做的好处，用法律严格约束官吏，如像你所说按一社一村的建制，依次地做好可靠的调查核实工作，怎么会掌握不到真实情况呢？如果这样做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那么一社一村的建制也就不可行了。因此当税制混乱的时候，必须先统一规章制度，然后你的主张才能行得通。我的看法，不过如此罢了。永州因地处偏僻，我很少知道外面人事变动的情况。不知你所取代的前任是谁？他治理得好呢，还是不好呢？如果好，那么你的主张就可行了；如果不好，我的建议或许在可用之列吧？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因为送信的人南来，使我对你的政治主张更加了解了。其他的意见都很好，我也提不出什么别的看法，完全同意刘梦得所说的。你精通《春秋》，能够吸取圣人的大中之法来治理政事。治理饶州，不过是区区小事，用不着你太费心。我没有什么可以议论批评的，所以只提出均赋税的事，以求在相互讨论中消除疑惑。不熟悉做官的事情却勉强谈论它，应该被长辈取笑嘲弄了。但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得到你深切中肯的言论。说明道理教导别人，君子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开导后学的。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况又闻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我又听说你到任三天就推荐韩宣英代替自己。宣英深明事理见多识广而又办事干练，理该配得上被贤人推举。现在他有罪被贬，一般人都不敢称说他的好处，更何况把他推荐给皇帝叫他担任州刺史呢！这种世所少有超出常人的见识和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是古人所难以做到的，而你却这样做了。我和宣英犯的是同样的罪，都是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你这一举动使我们都受恩沾惠。祁大夫救了叔向而不去见叔向（是因为他做了好事不愿让人知道），现在我事先知道了你有此举（而把它讲了出来），我的过错就大了。写得虽多，但还没有把意思完全表达清楚，所以就此搁笔，不再细说。宗元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