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诠赋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扌豆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木片 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复制 复制
朗读 朗读

作品简介

《诠赋》是《文心雕龙》的第八篇。在汉魏六朝时期,“赋”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刘勰把《诠赋》列为文体论的第四篇来论述。“诠”是解释,“诠赋”是对赋这种文体有关创作情况的阐释论述。

译文注释

译文

逐句全文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扌豆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在《诗经》的“六义”中,第二项就是“赋”。所谓“赋”,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写情志。从前周代召公说过:“各级官吏们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眼睛有毛病的人诵诗。”《毛传》说:“登到高处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由此可见,《诗序》把赋和比、兴同列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而其他书籍则把它和诗分开成为不同的类型。不过总起来看,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刘向说:“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班固说:“赋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有些赋描绘京城和宫殿,叙述苑囿和狩猎,或者记载远行,抒写自己的抱负和家世。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广大的。这种赋,篇首常常有序言,末尾还有“乱辞”做结束。设置序言,用以首先说出全篇的主要意义;“乱辞”总结全篇,可以进一步发挥文章的气势。从前《诗经》中《那》诗的末章,闵马父称之为“乱”,可见殷人编集《商颂》和楚人写作辞赋,都有这个名称。这些都属于大赋的领域,是写得典雅的主要特点。此外,还有些赋描写草木禽兽以及各种事物,它们触动作者的兴致而引起创作的情感,在事物的变化中情和物相结合。要形容各种事物,语言便应细致周密;要刻划它们,从旁说明较为合适。这些都属于小赋的范围,是写得奇巧的主要特点。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讠隐 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干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就是因为看到外界事物就引起内心的情感。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木片 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总之,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又分成大赋和小赋。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

文学赏析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赋”的含义及其起源。这是过去评论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刘勰着重说明赋和《诗经》、《楚辞》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讲汉赋的创作情况,说明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第三部分评论先秦、两汉和魏晋时期十八家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第四部分总结赋的创作原则。

刘勰在本篇提出了“睹物兴情”,“情以物观”的基本创作原理,主张雅正的内容和华丽的文辞相配合,而反对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些意见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刘勰虽然批判了“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不良倾向,但在他所论及的代表作品中,许多肯定是不当的。刘勰把赋分为大赋、小赋两类,并初步总结了它们的不同特点;这种划分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刘勰对大赋的缺点和小赋的优点,都还认识不够。

作者简介

刘勰

刘勰

南朝梁大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刘勰(约465—532),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时称南东莞,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精通佛教经论。梁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为萧统(昭明太子)所重。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南齐末年,写成《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