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风·候人

《曹风·候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现代学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对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现实进行讥刺的诗歌，慨叹小人物的不幸命运，批判谴责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全诗四章，每章四句，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写得相当婉曲。

关于《曹风·候人》的背景，《毛诗序》说：“《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预注曰：“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乘轩、赤芾是同一级别的待遇，故言乘轩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晋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时期，因此《毛诗序》认为此诗是因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而讽刺之。方玉润《诗经原始》赞同《毛诗序》的说法。朱熹《诗集传》认为这是一首慨叹小人物命运不幸、批判庸才人小不配其职的诗歌。现代学者多赞同朱熹的说法。

《曹风·候人》此诗第一章是用赋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遭际进行了对比。前两句写“候人”，后两句写“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着戈扛着祋，显示出这位小吏，扛着武器，在道路上执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着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郑笺》解为“是子也”，用现代汉语说，即“那个（些）人”，或更轻蔑一些呼为“他（他们）那（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为三百副赤芾解，则极言其官位高、排场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则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统率大官的头头，即国君。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说较为贴切；但从下几章内容看，则又是指一般的权要显贵更为贯顺统一。

这四句没有作者的直接评语以明其爱憎，然爱憎之情已蕴于叙述之中。“何戈与祋”，显出其职微官小、勤劳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则无功受禄位、无能得显贵，谴责、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纲，下面诸章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抒发感慨，以刺“彼子”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两句是主体，是正意所在处。

鹈鹕站在鱼梁上，只须颈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鱼，不必入水，不必沾湿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鱼梁乃可不劳而获。后两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称其服”。服者，官阶的标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种种特权，但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无劳显荣，与鹈鹕站在鱼梁上伸脖子吃鱼相类。

第三章再深一层：说鹈鹕不仅不沾湿翅膀，甚至连喙也可以不沾湿就可以吃到鱼。因为有的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有的鱼会跳到坝上。这样站在坝上的鹈鹕就可连喙都不湿，轻易地攫取到鱼儿。而后两句写到“彼子”也深一层，不仅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负责，违背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任意抛弃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称其服”，从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着笔讥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则深入到内里，从品性上进行揭露谴责。

第四章又改用起兴手法。前两句以写景起兴——天色灰蒙阴暗，这是南山上朝云升腾。这句起兴与后面的叙事有着某种氛围或情绪上的联系：一个美貌的少女竟被遗弃在外受饥挨饿，如此惨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无处寻找光明。“季女斯饥”与“荟兮蔚兮”正相映相衬。“婉”“娈”都是美的褒赞，与“斯饥”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过来也对造成这悲剧、惨景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恶。有人认为这“季女”就是前边“候人”之女，被强占又被抛弃，也可通。

但对这第四章还有别解。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把“荟”“蔚”“婉”“娈”都作为人品的比喻语。“荟”“蔚”是比忽兴、忽止，忽合、忽离，无坚定操守，专以蒙骗取得信任，巧取豪夺这类行为。“婉”“娈”是比言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约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严于操守、感情专一这类行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贤臣。同时王夫之又将荟、蔚、婉、娈当作“比”法去理解。这与《毛诗序》所说刺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曹风·候人》这四章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恶无德而尊、无才而贵的当权官僚；对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现实尽情地揭露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