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香子·寓意

《行香子·寓意》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作的一首词，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上片抨击了两类人，一是汉代的司马安，他一生四次官至九卿，人称巧宦，二是汉代金、张二家七代世袭侍中、常侍高官。下片歌咏了汉代的两位高人，一个是严君平终生以占卜为生，一个是郑子真躬耕于谷口岩下。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已经去世，宋哲宗行“绍述”恢复宋神宗新法。至此，苏轼已经三次进入朝廷做皇帝的近侍官，但这一年，苏轼失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个官职，已经过了八年太平生活的苏轼闻到一股不安的气息，于是写《行香子·寓意》下该词，自问“书生何辱何荣”。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東坡一生至此已三次进人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西元一〇八六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西元一〇九一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西元一〇九二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一〇九三年）八月，東坡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東坡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東坡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乾乾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葉，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東坡经过剖心自思，终於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於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於他们会「笃敬寤主」、幹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於谋身，锐於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於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東坡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東坡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行香子·寓意》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後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