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颂赞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作品简介
《颂赞》是《文心雕龙》的第九篇。“颂”、“赞”是两种文体。本篇以后,常用两种相近的文体合在一篇论述。“颂”和“诵”区别不大,本篇中的“诵”字,唐写本《文心雕龙》便作“颂”。“颂”和赋也很相似,汉代常以赋颂连用。
译文注释
译文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
风、小雅、大雅、颂,是诗理的极至,颂是这“四始”的最后一项。“颂”的意思就是形容状貌,就是通过形容状貌来赞美盛德。从前帝喾的时候,咸黑曾作颂扬功德的《九招》等。从《诗经·商颂》以后,“颂”的写作方法就完备了。教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作品叫做“风”,能影响到全国风俗的作品叫做“雅”,通过形容状貌来禀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颂”。“风”和“雅”是写人事,所以有“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鲁国因颂扬周公之功而编成《鲁颂》,宋国因祭祀祖先而辑录《商颂》。这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丘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颂”的写作,本来是要求内容典雅,文辞明丽。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那就随作品的内容而变化。颂的写作,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用突出的话来说明事理,加强语气来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从赞的本义来看,它产生于对事物的赞美感叹,所以从古以来,赞的篇幅都短促不长;都是用四言句子,大约在一二十句左右,简单扼要地讲完内容,清楚明白地写成文辞,这就是它的写作要点。赞的产生虽然很早,但在实际中运用不多,从它的大致趋向看,是“颂”的一个支派。
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总之,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那样新鲜。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
今人读解
从《文心雕龙·颂赞》篇说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一部系统的文体论著作。它认为赞这种文体,也应该源于《诗经》,即所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文心雕龙·宗经》)。其《颂赞》篇合“赞”与“颂”二体而言,对赞体的源流、特点及与颂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发: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飏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在这里,刘勰首先从文字上讨论了“赞”的涵义:“赞者,明也,助也。”但这并非是作为文体的赞的定义。作为文体的赞,刘勰则上推至《尚书·大禹谟》中的“益赞于禹”和《尚书序》中的“伊陟赞于巫咸”之辞,而将汉代行郊祀之祀鸿胪传呼“赞九宾”之言,也视为古赞词的“遗语也”。当然,刘勰应该很清楚《尚书》、《汉书》的言辞,虽然已具备了赞体的某些因素,可以作为对赞体溯源的例证,但它们毕竟不能当成赞体成立的标志。所以刘勰接着说:“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即把西汉司马相如的《荆轲赞》,作为赞体之为一种文体的开始成立的标志。然后,刘勰以“迁《史》固《书》”和“景纯注《雅》”为例,概述了赞体的发展历程。最后,他用较多的笔墨,对赞体的本义及文体特点作了概括,即赞体的本义应是“事生奖叹”;其文体篇体短小——“促而不广”,四字为句,全篇数句,“致用盖寡”,性质与颂体相似。
客观地讲,刘勰对赞体的论述在整个《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属于比较粗略的一种。 首先,他对赞体的本义与性质的阐述是含糊而矛盾的。《文心雕龙·颂赞》曰:“赞者,明也,助也。”又说:“本其(指‘赞’——引者)为义,事生奖叹。”这是说,就“赞”这个词(概念)的词义来讲,刘勰认为它为“明也”、“助也”二义。但就文体发生学意义来看,则“赞” 义似又源于“奖叹”或“赞叹”。而事实上,无论是就汉语词源学还是就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刘勰的上述论断都是很不正确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是含糊的和自相矛盾的。因为就“赞” 字的字形来看,“赞”的本义当如许慎所言为“见”或“进见”。“赞”字在许慎《说文解字》入“贝部”,曰:“赞,见也。从贝,从兟。”段玉裁注:“(徐)铉曰:‘兟,音诜,进也’。(徐) 锴曰:‘进见以贝为礼也。’”而“明也”、“助也”二义,一见于《周易·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韩康伯注:“赞,明也。”);二见于《吕氏春秋·务大》篇:“细大贱贵,交相为赞”(高诱注:“赞,助也”)。二义显系晚出。根据汉字“六书” 造字之法,汉字的原始义涵,必与字形相关,则“赞”字的本义无疑当以许说为准,而所谓 “明也,助也”,则只能是其引申义或后起义。刘勰在《颂赞》中以“明也,助也”为“赞” 之本义,显然是不对的。 如果说刘勰所谓“赞者,明也,助也”,作为对“赞”概念本义的说明本不准确的话,那么,他接下来又说赞体“本其为义,事生奖叹”,则几近于强词夺理,而与前文自相矛盾了。因为,在前面他自己既然已说“赞”的本义是“明也,助也”,后面就应该继续进一步说明赞体文是如何本其为义,“事生明(也)、助(也)”的;而不应该另生枝节,提出一个“事生奖叹”的问题来。而且,即使是“事生奖叹”与“明也,助也”语义一致,他也没有能提出 “本其为义,事生奖叹”的任何证据来,而只是反复提到在自汉以来历代的作者那里,该文体“托赞褒贬”、“义兼美恶”的事例——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论说显得前后混乱和自相矛盾了。 其次,刘勰将赞体视为颂体的“细条”,合赞、颂为同类而一并论述,这又是并不具有任何逻辑说服力的。一句“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的推断之词,既不足以阐明“赞者,明也,助也”与“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二义之间的共同点,实际上也无法说明“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和赞体“托赞褒贬”、“义兼美恶”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刘勰在这里实际并未很好地阐述颂、赞二体的关系,或者说他并未给出他为什么要合颂、赞为同类文体而加以论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