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

开篇点题，为全文之纲。第二段叙修亭经过，点明修亭之人、时间、地点及周围环境。第二段写久旱民忧，大雨民喜，把修亭与喜雨联系起来，以忧衬喜。第三段离议论于对话之中，进一步说出亭与喜雨之关系。最后一段以歌作结。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喜雨亭记》这篇文章。

中国封建时代，为官者建亭供游乐本是常事，更何况苏轼这样一位为政清廉，崇尚节俭的官吏，断不会建豪华的丽亭美池。“喜雨亭”不过是一个供休息的场所而已，一个极普通的亭子，然而，苏轼却巧妙地将建亭与“喜”与“雨”联系起来，眼界大开。作者以其灵活多变的笔触，生发出许多联想，使文章纡徐委备、立意奇特、耐人寻味。苏轼新建亭本不足怪，便因与人民优患相关联，“亭”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全文以此为契机，写来思路开阔，浮想连翩。通观全文，作者以“亭”、“雨”、“喜”为线索，把优民之所优，乐民之所乐作为旨归，熔铸成章，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文章开始，苏轼即以“亭以雨名，志喜也”依次点出“喜”、“雨”、“亭”三字，格调别致，饶有兴味。然而，作者并不急于解释，暂置悬念，通过讲述三个历史故事：“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月”；“叔孙胜敌，以名其子”，说明这是古己有之，并非虚造，言外之意是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有前例可循。古来圣君贤人尚且遇喜而名物，后人效仿而行，顺理成章。所不同的，只是“其喜之大小不齐”而已。在文章起始一段，苏轼重在破题，立悬念和寻根据，既开新颖之格局，又为后文做了铺垫，是全篇的引子。

第二段，作者依次叙述“亭”、“雨”、“喜”。先叙建亭的时间、经过和目的，而后笔锋一转，又言及“雨”亭。分四个层次来写。首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表明这年春天，正待冬麦返青时，下了及时雨，占卜认为这是大吉，预示今年将要丰收，而后，出人意料，竟“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正当紧要时节，庄稼急需雨水，而天公不做美，月余不见云雨，那些靠天吃饭的百姓心急如焚。过了三个月，“乙卯乃雨”，“甲于又雨”。两次雨水，虽然可缓解庄稼缺水之急，但并未根除旱情，因此，百姓切盼天降透雨。果然，“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甘霖连降三日。旱情顿时解除。“雨麦”之吉，终于迎来了丰收在望的好年景。作者写雨行文的四层，曲折起伏，前纵后跌，兴味盎然，同时也为后文记“喜”做了有力的衬托。喜雨得来不易，上至官吏，下至小民，无不因此而“相与庆于庭”，“相与歌于市”，“相与作于野”，并且“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呈现一派欣喜若狂的情景。寥寥几笔勾抹，一幅万民欢乐图便展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辉，字字如精金美玉。在文章把人们的欢庆推人高潮之时，作者突然调转笔头交待一句“吾亭适成”，字虽无多，其组含却极为丰富深刻。亭成与喜雨同时成为现实，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思想终于感动“上苍”而得到报偿。另一方而又为亭的定名，垫足了充分的理由，亭的建成，恰是作者身为官吏治理有方的象征。这一段在叙述名亭之意时，句句关乎国计民生，款款忱民之心，充盈于字里行间。

身为凤翔府判官的苏轼，骤然间双喜临其门。欢乐何以表达，唯表“举酒于亭上”进行庆贺。文章至此，似乎可以收束，然而作者又另辟蹊径，于酒席宴上，通过主宾问答来渲染气氛，以便对“喜”进一步的进行阐发。文章先极言无雨之优，目的在于反衬有雨之喜。主客对答情绪热烈，人物情态形象通真。末了，苏轼加以总结，认为官吏个人之喜忧往往与老天有雨无雨相关联。在透彻地阐明其中因由的同时，回应篇首的“志喜”和“不忘”。

文章写完以上三段，作者又迭起一波，“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以昭其喜之浓烈，同时言明个中道理。最后一段这首歌表现出作者两种思想。其一，他视珍宝为寻常之物，轻财重农，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国家兴旺的极本所在。其二，对于大雨连降三日，作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既不归之于太守，也不归之于天子和造物主，只能归之于太空，然而“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唯有归功大自然的造化。而大自然毕竟“冥冥”，遥远而不可寻，因而“吾以名吾亭”，以喜雨二字定亭之名。苏轼能够不迷信天子和造物主，敢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喜雨亭记》一反亭台游记写法的俗套，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交错并用，可谓运笔生辉，出手不凡。古人云：“文章无定法，贵在创新”，苏轼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写作传统。此文的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即小见大，以无化有”。小亭子的建成并非什么大事，可苏轼却把它与人民“喜雨”的大事联系起来，使本来平凡的新建小亭，身价随之陡增，而定名之事也就非同寻常了。由此可见即小见大。文入二段，作者把建亭，喜雨、定名的经过均己交待，并未马上收笔，而是以设想的宴会河答和“喜雨亭”歌又起波澜，进一步开阔思路，阐述主题。这就笼所谓的“以无化有”。作者丰富的现象力，与上文衔接自然，文笔质朴清新。

此文写法很有独创性。文章开始，开门见山，立即点出喜、雨、亭三字。而后又将这三字拆开，增写成三层意思，用倒写与顺写，分写与合写，实写与虚写多种着笔方式构成文章表现主题。笔法独特，布局精巧。充分体现出作者“随物赋形”，挥洒自如表现主题的写作才能。

苏轼为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篇文章正体现了作者这种写作风格。以写雨致喜最后名亭为例，雨麦占吉、弥月不雨、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丁卯大雨，本是枯燥乏味的罗列，为了说明个中因由，上述交待必须要有，所谓的“行”就表现在这里。没有“乃雨”、“又雨”、“大雨”的层层蓄势，行文不到家，下文展开便没有依托，所以这个过程非有不可。苏轼精于文字技巧，安排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有关“雨”的叙述正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文章需要，该行者自当行，做到这点似乎要容易些。最难驾驭的莫过于“不可不止”。苏文中“雨”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了，如何与名亭相关联，关键在于怎样恰当地选择“停止点”。文中言“雨”而后，又以描写各阶层人民“喜雨”之状继其后，尤其妙不可言的是，“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把喜庆气氛推人高潮。在万民庆贺喜雨降临的浓染之中，苏轼笔锋聚转，信笔带过“吾亭适成”，不仅衔接自然得体，而且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真可谓多一笔则冗，少一笔则亏，已到了“不可不止”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