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扬之水

《唐风·扬之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此诗表现晋国的曲沃势力壮大且已有夺嫡的图谋。全诗三章，二章每章六句，一章四句。开篇以水起兴，暗示政局不稳，然后层层推进，显示出紧张又神秘的气氛，构思巧妙，在《诗经》中别具一格。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晋国的大邑，面积比晋都翼城（今山西翼城南）还要大。再加上桓叔好施德，颇得民心，势力逐渐强大，“晋国之众归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过了七年，即公元前738年，晋大臣潘父杀死了晋昭侯，而欲迎立桓叔。当桓叔想入晋都时，晋人发兵进攻桓叔。桓叔抵挡不住，只得败回曲沃，潘父也被杀。作者有感于当时的这场政治斗争，在事发前夕写了这首诗。《毛诗序》云：“《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将诗的创作背景交待得很明白。

后人对此诗的主旨和作者，有不同的意见。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这是揭发潘父背叛晋昭公的阴谋，忠告昭公要有准备的诗。今人程俊英采严粲《诗缉》“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之说，在《诗经译注》中认为“这是一首揭发、告密晋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结搞政变阴谋的诗”。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潘父而言，说这些本都是诸侯穿的服饰，而“他也穿起诸侯的衣服”，并进一步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潘父随从者之一”，他是“忠于昭公”的。但今人蒋立甫认为“这样理解，恐于全诗情调不合”，他引陈奂《诗毛氏传疏》之语“桓叔之盛强，实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国，故诗首句言乱本之所由成耳”，认为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桓叔而言，是“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为诸侯”，他也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从叛者”，但并不“忠于昭公”，而是站在桓叔一边的。宋朱熹的说法比较平稳，以为“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后沃盛强而晋微弱，国人将叛而归之，故作此诗”（《诗集传》）。

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位妇女思念丈夫的诗，或认为是一位女子赴情人约会的诗。

《国风·唐风·扬之水》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卷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