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耳

《儋耳》是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首联写雷雨后的黄昏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颈联记双喜临门；尾联写以后的打算。全诗既表现出对朝政更新的希望和欢快，又流露了年事已衰、万念俱灰的感伤。前三联颇有清雄之气。

《儋耳》此诗作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官惠州（州治在今广东惠阳），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耳。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宋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有利于元祐党人的变化。原来被贬的元祐党人，已死的追复原官，未死的都迁回内郡居住。六十五岁高龄的苏轼于五月内迁廉州（州治在今广西合浦），《儋耳》诗即作于此时。

《儋耳》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臣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馀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