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州学记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谈道论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远大隐逸山林不被任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总是浅近低贱又不效法古代。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但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他们的精髓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像《乐》、《易》那样淳朴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汉代风习太美，这是我们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种）见闻很渊博，却他的操守不够（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笃志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如此之偏颇呢？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筠州也算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董。董就和郑察看州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