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生书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洋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爵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筇、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试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