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春四首·其一

《感春四首》是唐代诗人韩愈所创作的一组七言古诗。这组诗以人生的被困开始，以逃于酒作结，先确立了一个“东西南北皆欲往”的志士形象，现实阻隔，物质上的局限使得志士只能老死一曲，接着是圣君治下，志士承认自己的无用，然后是肌体的衰老、知识的欺人使得志士再难维持起码的自信，最后，志士只好逃到酒里，了此一生。此诗语言豪健，但挫折感显得格外深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春， 韩愈在江陵府任法曹参军。法曹参军，官阶正七品下，品第在中县县令和中下县县令之间，社会地位不高。参军常受主司的责骂，亦时有遭鞭鞑之刑的威胁。韩愈对这种处境十分不满，心情苦闷。《感春四首》或因时感怀、或因事感怀。

诗人作这首组诗时，处境窘迫，即使面对春景，如形同虚设，反而引发了作者郁勃愤激的情怀。

第一首“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两句，语工精切，与《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情味略同。

贬居的诗人，已为出即有碍的“东西南北失路之人”，蛮荒的阳山，好似无法在曾有的意义框架中获得秩序。“恨”本多用于对无法挽回之人事的情感表达，诗人的“一生长恨”，自然是人生道路选择的自我质疑，虽然，在唐人乃至更早的儒者那里，如此的质疑与痛苦屡见不一见，但在类型化的情感传递中，却难掩儒者在面对出处、行道与挫折、理想与现实等问题时，追问而不得其路的痛苦与焦虑。儒者要考虑：在挫折中既要调整安顿自我而又不失儒者情怀，在“货于帝王家”之外，要另辟出路而又能彰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此看似当卑之无甚高论的问题，因其根本，而尤难回应。幽怀难遣的诗人，只有在杯酒醉乡中才能忘却当下的身份，暂获解脱。

第二首“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萼万片从风吹”两句，写景巧丽，与杜甫《曲江二首》（其一）“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情景相似。各首同为感时伤老之作，忧愤郁于胸中，唯有寄情于酒。其声调激楚，感慨万千。前二首皆直用《楚辞》语，第二首赞扬李、杜“无检束”，指陈屈原“不到圣处”，语出惊人。

诗人期盼得到昭雪、北归朝廷的希望再度破灭，内心充满激愤不平。诗的开头就大胆推翻宋玉《九辩》以来众多诗文的悲秋常调，而高唱“春气漫诞最可悲”，表白自己悲情之深重；再引申至“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出奇的发想显然来自对于现实的极度激愤，希望“摧落老物”的激烈变化。接着“径须沽酒”“自外天地”，直接抒写悲情，故作解脱之语，也即是所谓“以旷为愤”。忽然又联想到李、杜、屈原三人，这是三位伟大的文学前辈，这几句诗像是“史论”，简短的笔触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三个人的命运悲剧和斗争精神，表面是议论古人，实则在表白与古人心心相通，流露出对于自己文章成就的自信，兀傲、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最后表面是颂扬朝政清明、自己只好酩酊大醉，讽刺和愤激的意味自然流露于言外。这样，这篇作品构想新奇，出语惊人，短篇中层层转折，愈转愈深，笔力也愈加雄健，深得杜诗沉郁顿挫的风神。 [5] 第三首简短而语意明确，即韩愈于前一年，即顺宗永贞元年，（805）所作《五箴》中的“ 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之意。

诗的开头两句紧接第二首末尾“平明出门暮归舍”，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一天生活的空虚和无聊：除了马背，就是床头，连书也不想读，操行锻炼也打不起精神，青少年时代进德修业、安世济民的雄心壮志，差不多销磨殆尽了！这是心理方面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发秃”、“齿堕”这些生理上的变化，真是使人惊叹，令人警惕。“孤负平生心”，这是惊心动魄的结论，然而自己没有办法。已矣知何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沉痛的呻吟，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迫切心情。

第四首自恨“不如江头人”，也别出心裁，“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则抒发书生无用的想法，暗含对中唐黑暗政治的深痛控诉。韩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感伤之词中饱含了对政治功名的蔑视，对淡泊清闲、知足常乐的实在人生的向往。春恨的根由在于“读书史”，若像江畔的渔翁那样悠闲地生活，就没有“劳精神”的烦恼与悲愁之说，浇愁赖酒，而酒醒之后愁绪更深，诗人正是在这剪不断、浇不去的愁闷中苦吟、煎熬，看似洒脱至极，其实悲苦至极。

这四首诗抒写角度各自不同，后二首几乎与春天无涉，却同时反映了当时韩愈的苦闷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