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广陵于马上作

《至广陵于马上作》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征东吴军至广陵时创作的抒怀言志诗。此诗写曹丕到广陵视察军营的所见所感，诗中既描写了军容的强盛，又告诚将士固守阵地，兴农筑室，以达到不战而屈敌兵的目的。全诗援古例今，气势雄壮，语言豪迈纵横，用典多而恰切，无滞累之感，在曹丕诗中算是较好的一首。

《至广陵于马上作》此诗作于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冬十月。曹丕称帝后，对内修明政治，巩固统治，对外伐吴征蜀，力求一统天下。尽管孙权曾多次遣使“称藩”，但不久又叛；诸葛亮据蜀，更是难以劝归，故丕多次出征。据《三国志·魏书·魏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八月，亲征吴，九月抵广陵，但未战而返。曹初六年（225），曹丕再次征吴，“以舟师自谯循涡入准”，冬十月，“行幸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万里。是岁大寒，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吴书·吴主传》黄武四年裴松之注引《吴录》云：“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呼！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裴注《魏书·文帝纪》载帝于马上作诗，即此诗。裴注引《魏略》载曹丕《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豚军士，”此意与诗中“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同。由此观之，此诗作于黄初六年（225）。

《至广陵于马上作》这是一首阅兵诗。阅兵，原本就为了炫耀武力。而此次阅兵，又在与东吴一江之隔的长江边，当然更是要给孙权点颜色看看。此诗前八句所着力渲染的，正是曹魏“六军”的非凡声势和同仇敌忾之气。“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开篇未叙军马，先写阅兵的环境，乃在“水涌山叠”、浩荡千里的大江之畔。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在这江水之上，当年曾演出过“火烧赤壁”的悲壮话剧。而今十多年过去，“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麈战的江水犹然热”（关汉卿《单刀会》），曹魏将士正要在此一振军威、洗雪其耻。那“汤汤”江声，该激起诗人多少壮思。所以，诗之起句看似平平，却局面阔大、情怀悠悠，为全诗奠定了雄壮的基调。接着便展现将士操演的景象：“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据《魏志》记载，此次阅兵“戎卒十余万，旌旗百余里”，声势非同小可。诗中以“山林”形容戎卒戈矛齐举的壮观，正见出操演部队军容之盛；然后又以万丈“日光”照耀，那连绵数百里的“玄甲”（黑色战甲）连同戈矛，便全都金光闪耀，使这盛大的阅兵，更添壮色。这两句展现全景，后两句笔势一转，化成了“特写”镜头，在一员员叱咤风云的战将身上、脸上全都蓄满“暴怒”之色；他们的“胆气”即英勇气概，充溢于沙场，显示出无可抵挡的力量。诗人为此景象所感染，不禁诗思激荡，脱口吟出：“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诗三百篇》有“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之句（《卫风·河广》），以滔滔黄河之广，竟可借助束苇之筏飞越而过的夸张之辞，表现旅人思亲念归心情的急切。曹丕将它移之于壮阔的大江，抒发横渡“天堑”、东征孙权的豪情，于藐视之中显示了高度的自信，辞气直有干云之势。

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以下，诗情出现了顿跌。曹丕毕竟是一位政治家，炫耀军威只是一种姿态，内心其实并不急于与孙权决战。孙子兵法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教。曹操申说此意，也曾指出：“兵犹火也，不戢（收藏）将自焚也”（《孙子注》）。此刻，诗人于观兵之际，大约正记起了乃父的教诲，沉入了对于昔贤“不战屈敌”古事的缅怀之中。“古公宅岐邑”，说的是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修建官室、发展耕作的故事。周之文、武剪伐殷商，虽在数十年之后，但其基业，实在是由古公迁岐所开创，故曰“实始剪殷商”。“孟献营虎牢”的事，则发生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571年（鲁襄公二年）。当时，中原霸主晋国率诸侯之师讨伐郑国，采用鲁卿孟献子（即仲孙蔑）的建议，在形势险要的虎牢修筑城防，终于迫使郑国不战而俯首（稽颡）称服。“充国务耕殖”，说的是西汉宣帝时镇守边境的名将赵充国，坚主“罢骑兵”、“合万人留屯田”，使先零（羌人之一部）失去盘踞之所，不战自乱，四万余众降附汉庭。诗人以此六句，盛推昔贤创建之奇勋，借以披露“不战屈敌虏”的怀抱。思绪悠悠，甚有一种吞吐恢宏的气象。

最后六句，诗情复又一振。诗人从缅怀古人的悠悠思绪中回笔，续写眼前的“观兵”。此次临江阅兵，军容壮盛、士气高亢，使诗人分外兴奋。因为这一切，与他作为政治家的“量宜运权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东征孙权，曹丕曾作了三年多的准备，其重点正放在存问孤鳏、振贷贫民、发展耕作方面。对于孙吴政权的用兵，曹丕亦极其谨慎。在给群臣的诏书中，他作过如下规划：“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八月间到徐州，还特为修筑了“东巡台”。“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二句，说的正是这些重大决策。正因为如此，魏之将卒无久役之苦，六军为之喜悦、康乐。诗人大约以为，他的运略之方，正合于昔贤“不战屈敌虏”之训。故“兴农淮泗间”四句，吐语从容，踌躇自得之情，溢于辞表。想到当年周公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士卒归乡之际所唱的《东山》歌（《诗经·豳风》），毕竟吐露了久役不返的深切忧伤。相比之下，他曹丕的东征，却出现了“六军咸悦康”的局面。诗人因此在结句放声高吟：“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表现了一种凌越周公的一代帝王气派。

曹丕的诗，素以“清绮”、“轻俊”得到诗论家们的推重。这大概与他较爱写游子、思妇、男女之情的题材有关。但当他将目光转向戎马、军旅生活时，往往亦有雄壮之辞，显示出乃父之风。这首《广陵观兵》，就是其中一例：写景抒情，局面开阔，气象宏壮；运笔之间，纵、擒、抑、扬，跌宕有致。与此类似的，还有《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之三等篇。由此观之，陈祚明称曹丕“乐府雄壮之调，非其本长”（《采菽堂古诗选》），未免局限于一隅；他的同时代人刘桢说他“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赠五官中郎将》），倒是窥见了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