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百堞龟城北

《水调歌头·百堞龟城北》是南宋词人京镗创作的一首词。该词为桥而作，紧紧围绕“驷马桥”在作文章。上片写桥由粗及精，词人作远观江桥，先绘背影、再描桥姿，宏观写桥极有气势、细处入手更富神韵，语言灵活、视角多变、层次分明，下片独展“驷马”之旨趣，由江桥自然言及登桥之人，高度赞扬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由古励今、卒章显志。全词层次分明，不乏深意，表达了个人荣耀应在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中实现。

成都城北旧有一座清远桥，相传即汉代的升仙桥（一作“升迁桥”）。升仙桥南宋时业已破旧，孝宗绍熙十六年（1189年）十二月至十七年四月，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的京镗将其整修一新，改名“驷马桥”，并撰有《驷马桥记》。观该篇小序可知，桥将竣工时，同僚们赋词祝贺，作者遂填此阕以相答谢。可惜，原唱今已失传，只剩下这篇“报李”之作了。

该词上片先以“百堞”二字形容成都城垣雄伟绵长，由此衔接此桥所在之地、所跨之江。其“江”为郫江，郫江气势磅礴，遥接长天，景色极为雄阔，又得雄伟绵延之城垣映衬其间，更其壮观，而“江”既浩荡若此，则“江”上之“桥”的巍峨与伸展不问可知。写“江”正所以写“桥”焉。然而“江阔桥更长”的写法，在词人犹觉不足以显示“桥”的气魄之大，故下文又设喻为夸张。以“长虹”拟“桥”，这是夸大；以“溪涧”拟“江”，这是夸小。驷马桥的矫健雄伟，就在这“大”与“小”的对比中突出出来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楚使子虚以云梦泽“方九百里”夸言楚国之大，齐乌有先生则以齐国“吞若云楚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带芥”抑而胜之。该篇笔法，与此相近。细细品味，“杠梁”二句的精彩之处尚不止于此。如“济涉”字、“饮”字，也都是词眼所在。就事实而言，“江”动而“桥”静，但果真据实写来，便无诗意。词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桥墩比作人腿，写“桥”迈开大步涉水过江；又将桥身比作渴虹，张开大嘴吮吸湍流。——“静”物“动”写，整个画面就活起来了。前四句，作者作远观江桥，先绘背影，再描桥姿，层次分明，读者心中已生桥之大概。“远”“浑”等词极具气魄，桥之伟岸淋漓尽现于此。以上从大处落墨，是对驷马桥的宏观描写。至“覆以”二句，精雕细琢，转入微观。桥巅之，有华丽的飞檐覆盖着，势如羽军鸟振翅；桥底有层叠的石墩负载着，形如鱼鳖浮游。似这等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合有神灵护佑。桥以“马”名，而词人在具体摹写与渲染时，又调动“羽军”，“鱼”、“龙”等动物字词，且与首句“龟城”之“龟”字遥遥相映，别具匠心。尽管这些飞禽水族均非其实（“翬”、“鱼”、“龟”分别物化、附属于“华宇”、“叠石”和“城”，“龙”则纯出于虚拟），却若见羽军飞于天、龟行于陆、鱼浮江面，龙潜水底，这就加倍地给“郫江长虹图”增添了勃勃生机。作者宏观写桥极有气势、细处入手更富神韵、语言生动灵活，视角多变，短短三句，桥之精美跃然纸上。而后又以浓墨重彩描绘此桥传神之后，很快便可登桥观览，欣赏刚发源不久的江水滚滚东流。上片起处由“江”出“桥”，至此又由“桥”入“江”，峰回路转，岭断云连，章法缜密地结束了上阕。

上片着重写“桥”，然题面中“驷马”二字尚无着落，故下片即转而述司马相如事。江势雄伟，桥姿壮丽，地灵如此，人杰若何？写江写桥，自然言及登桥之人，两片之间的过渡，亦可谓“山岩巉绝之际，飞梁而行”（明李腾芳《山居杂著》）了。换头三句，高度赞扬司马相如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谓其登桥上路、出蜀赴京之际，气宇轩昂，压倒了当世的诸公。以下二句，一则述“题柱”之举，勾锁上文；一则进而叙述其入京后牛刀小试，初露锋芒。按《史记》本传载其为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献给汉武帝，帝大悦，任用其为郎官，“奏赋动天容”即是谓此。至“果驾”三句，登峰造极，备述其雄图大展，衣锦荣归。相如两次出使西南邛、稢等少数民族统治区，于国家而言，稳定了西南边陲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汉王朝与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联系，贡献甚大；于个人而言，实现了当年乘赤车驷马重返成都的豪语壮志，也算心满意足，利国利家成功成名了，驰誉乡里，垂名清史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人生的价值，莫此为甚了。词人虽只是根据史料，敷衍成文，但无限神往之情，已洋溢在字里行间。然而，推崇前贤，目的是激励后进；表彰古之登桥者，正为激励今之登桥者奋起。所以才有卒章显志、画龙点睛的最后两句：“寄语登桥者，努力继前功！”词人重修此桥之旨，以“驷马”名桥之旨，以及撰此词之旨，便昭然揭出。为山九仞，有此一篑封顶，便出云霄之上，全词有此作收束意味登时深远有加。

全词紧紧围绕“驷马桥”在作文章。通观全词，既为桥而作，则上片写桥由粗及精，继而下片独展“驷马”之旨趣，由古励今。层次分明。不乏深意，实属佳作。就思想内容而论，此篇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如大汉族主义倾向、对于个人功名利禄的汲汲追求等等，这些固然不足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词人所歌颂的并非古人为禄利争夺之为，而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之举，词人赞此，也是想表达个人的荣耀应在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中实现，词中所含蕴着的奋发、进取精神，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唐宋词里司马相如事者汗牛充栋，大抵着眼于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他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而此篇独取其在政治建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逆言之即“见仁者仁，见智者智”，如果说他人之词乃词人之词，那么京镗此词则便是政治实干家之词了。人们常说南宋豪放派词人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这方面仅仅着眼于他们词中的散文句法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到散文题材对词作的渗透。即以此词而论，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协律押韵、入乐可歌的《驷马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