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作品简介
《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一般《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相传由宋濂起草。檄文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的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该文的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的口号。
创作背景
元朝以夷狄入主中原，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濠州农民朱元璋崛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的势力，据有东南。接着，朱元璋于1367年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的纲领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的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
《谕中原檄》最开始并没有注明标题及作者，明代中叶程敏政所辑《皇明文衡》中冠以“谕中原檄”的题目，并署作者名为宋濂，为后世所普遍采用。但据《宋文宪公年谱》记载，宋濂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华乡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复自潜溪还”；其间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忧，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阕”，并未有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记载。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篇，直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金华府学教授孙锵编的《宋文宪公全集》才补入《谕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为《谕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