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谏·哀命

《七谏·哀命》一诗出自《楚辞》。作者为西汉辞赋家东方朔，《哀命》哀叹楚国的多灾多难和自己的生不逢时。诗人痛恨群小谗佞之误国，哀怨灵修之过错。虽被放逐，仍然洁身自好，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哀命”诗题取自诗歌首句“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中国早期封建社会，文人常常不被君王所重用，进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隐山林，这种处境使他们抑圣为狂，谐谑放荡。他们常常通过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的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刺。东方朔正是这类文人的代表。汉武帝修建上林苑，东方朔曾上书反对。劝阻武帝“远巧佞，退谗言”。由于武帝把他当俳优看待，他在政治上始终不得重用，于是代屈原悲叹自己生不逢时，将个人怀才不遇的命数与楚国的多灾多难的现实相联系创作此诗。

诗歌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遂侧身而既远”。写屈原漂泊沅湘悲惨命运的缘由。诗歌一开始便在对命运的嗟叹中写出来善与恶、个人与时代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个人和时代无法调和，一方面自己“内怀情之洁白”，另一方面则是多难多忧的混乱世道，是容不得耿介言行的污浊现实。既如此，屈原与君王分离、与朝廷远别的命运便是注定的了。“何君臣之相失兮”两句，看似疑问，实为喟叹，因为诗歌前面几句已经道出了原因，而且后面的四句也在暗示自己决定沉江而死（“测汨罗之湘水”）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并非出于理性去质疑究竟，而是饱含深沉悲愤的情感抒发。“知时固而不反”，是说已经看透了时代的黑暗、社会的丑恶、深知自己终不得返回于朝廷。“伤离散之交乱兮，遂侧身而既远”则进而写在决心与君王、朝廷长别之际，屈原不由得再次为君臣、人民的离散，为奸佞的交相作乱而深深忧伤。

第二部分从“处玄舍之幽门兮”至“魂迷惑而不知路”，写屈原在流放途中处境的孤清与艰难与精神的痛苦迷茫。“处玄舍之幽门”四句，说自己或深藏，或穴居，这是屈原流放生涯的艺术写照，但它j还暗含有另一层意蕴，这便是在隐处之中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因为水蛟、神龙在东方朔所处年代之前的文化传统中已被赋予了怀盛德而隐处的象征意味。王逸《楚辞章句》解“从水蛟”两句说“自喻德如蛟龙而潜匿也”。“何山石之兮”四句借道路的险峻崎岖写屈原内心的压抑与不平。然而对屈原这样满怀对国家忧患的人来说，离开朝廷与政治到底还是痛苦之事。“哀形体之离解兮”四句便写出了屈原在朝廷为小人把持、自知不得返的情况下精神的痛苦、恍惚、分裂和迷茫，写出了屈原在这种特定处境中心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第三部分从“愿无过之设行兮”到结束，写屈原在痛苦之中决心沉江而死，不向现实低头的命运选择。前四句接写屈原的复杂心境，坚持正道直行、虽死无憾的“愿”与“乐”，对楚国前途危亡的“痛”，对君王不悟的“哀”。下面四句再写时代的污浊，小人的邪心私欲，以及自己面对此的迷茫与远逝的决心。“念女媭之婵媛”四句，写流放途中的屈原想到当初女媭对自己的关切和反复劝诫时的心情。最后四句，写屈原游戏于楚地急湍的清流，仰望险峻的高山。这里素水高山一方面是屈原临死前生活环境的实写，但同样具有象征意味，暗喻着屈原人格的高洁和志向的高远。

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反反复复抒写的都是对谗谄蔽明、邪曲害公、中直之士受妒遭弃的忧愤。这也是对屈原诗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特点的继承。诗歌在抒情手法上并不单一，或者直抒胸臆，或者结合环境气氛抒情，或者借助象征抒情。与此相应，诗歌的情调气氛亦富于变化，大体说来第一部分情绪高亢，第二部分凄清幽冷，第三部分哀怨沉痛。而全诗的内在情绪始终是炽烈的，总基调是悲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