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德祖书
植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鶱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作品简介
《与杨德祖书》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所作的一封书信。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译文注释
译文
植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曹植敬白：德祖兄，几天不见，非常想念你，估计你也是吧。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鶱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我从小喜欢文章，到今天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字仲宣）在汉南一时无双，陈琳（字孔璋）在河朔名声如鹰高飞远扬，徐幹（字伟长）在青土声名独拔，刘桢（字公幹）在海边因文章而扬名，应玚（字德琏）在此地显身扬名，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怀才自负，等待着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和重用。我们大王（曹操）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达到极高的成就，用一篇文章震惊千里。以陈琳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与司马相如（字长卿）是同一流的，就如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我以前有信去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扬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善听（指钟子期听到了伯牙所鼓的琴声，就能理解伯牙当时的心情），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乱加叹赏，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世人著述，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我曾经喜欢他人讥刺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从前丁廙（字敬礼）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推辞没有做。丁廙对我说：你有什么好疑虑的呢？文章好坏的名声，自然归我，后世人谁知道我的文章经他人帮助修改过？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从前孔子的文辞，常常经别人修改，因此与别人的文辞混杂在一起，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超过《春秋》言语没有毛病的，我还没有见过。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大概拥有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评论淑媛；、有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评论别的剑是否锋利。刘修（字季绪，刘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诋叱他人文章，指摘毛病。从前田巴（战国时期著名学者，住在齐国）在稷下大发议论，诋毁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蔑视三王（燧人、伏羲、神农）、谤毁春秋五霸，一时之间，使千人为之折服；鲁仲连（战国末期齐国学者）的一次说服，便让他终身闭口不言。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兰、茞（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荪（古书上的一种香草）、蕙（兰花的一种）的芬芳，众人喜欢闻，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黄帝所作）、《六茎》（颛顼所作）之声，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指责它们的言论，好恶哪能全部相同呢！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现在送去我从小所写文章并全部相赠与你。民间传说，一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拍着车辕所唱之歌（民歌），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情思见解，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因此不足以用来阐明严正的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杨雄（字子云）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身为王侯，还希望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流传后世不灭的功绩，哪能仅已写文章为一生的功业呢？靠辞赋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史官的真实记录，辨别世间的得失，评定仁义之正，自成一家学说。虽然不能把我的文章藏在名山，但要把他们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不是和你有愿同始终的交情，哪能对你发出像今天的这些议论。之所以敢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明早迎接我，信不能全部抒发我的心怀。曹植写。
创作背景
杨德祖，即东汉末年文学家杨修，其在东汉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成为曹操的主簿。杨修学问渊博，聪慧机智，深受曹操父子的重视，据说他看到曹操的只字片语便能猜到曹操的心思。曹植雅好文学，与杨修关系密切。《与杨德祖书》是曹植整理年少所作的辞赋，送给好友杨修阅览时附寄的一封信。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作者时为临淄侯。
文学赏析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与杨德祖书》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