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是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最早的传世之作，抒发了手足之情和离愁别恨。此诗先写临别时心境，次写对对方身影的顾望关念，再写情怀凄苦、岁月易逝，末写对往事的的回想和对未来的期盼。全诗情深意切，曲折顿宕，充分抒发了兄弟俩依依难分的衷情。

苏轼兄弟继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同科进士及第之后，嘉祐六年（1061年）又同举制策入等。在同举制策入等以前，他们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手足之情极深。《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说：“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他们兄弟一生写了很多抒发手足之情的著名诗篇，这是苏轼所写的最早的一篇。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兄弟同举制策入等之后，苏轼被任命为凤翔（今属陕西）签判，苏辙因其《御试制科策》尖锐抨击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只好自己要求留京侍父，苏轼十一月动身赴任。苏辙由汴京（今河南开封）送行，直至郑州西门外告别，然后回返汴京侍奉其父。苏轼赴凤翔任，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远别。苏辙送兄赴任，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离京城一百四十里的郑州西门外，苏轼写下这首抒发离愁别恨的诗篇。

此诗首四句以突兀笔触人题，直抒离别情深。未曾饮酒为何昏沉似醉，原来诗人心已追随其弟归鞍驰往汴京去了，一下子就烘托出因离别而精神恍惚的神态。心逐归鞍，见恋亲情重，“归人”比较“今我”，又加一层。汪师韩说“起句突兀”，纪昀说“起得飘忽”，都是说这样的开头既突兀又飘忽。弟弟（“归人”）即将见到亲人都还思念不已，他从此远离庭帏，更难以承受思念亲人之苦。这种对比手法，进一步突出了离亲之苦。

“登高”四句抒发别后思念弟弟之情。登高翘望，因坡垅阻隔，行者乌帽时隐时现，又担心弟弟天寒衣薄，独骑夜行，由眼前实景，到心中思绪。这两句惜别不仅感情真挚，而且“模写甚工”（《吴礼部诗话》），善“写难状之景”（《纪评苏诗》），给读者展现了苏轼回望弟弟的神情。后两句，诗人对弟弟更是体贴入微，“苦寒”句，怕他归途受凉；“独骑”句，担心他途中孤独；而裘薄、马瘦，月残，更烘托出别后的凄冷寂寞气氛。“苦寒念尔”句，承“但见乌帽”发挥。“但见乌帽”，则人与马都看不见，但由于“心逐归鞍”，看不见的都想得出：严冬苦寒，又是凌晨，霜风刺骨，而弟弟却“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怎能不令人心酸!先“见”后“念”，虚实相生，妙在不自己说心情“凄恻”。

“路人”四句写自己悲苦的原因。以“路人行歌居人乐”作强烈的反衬，然后由“僮仆”开口，“怪我苦凄恻”。路上的其他行人欢歌笑语，路旁的居人更全家团聚，享天伦之乐。以此反衬自己，行文顿起波澜。身边的“僮仆”随自己去上任，心情很愉快，满以为即将到任做官的主人更心花怒放；可是看主人的神情却那么“凄恻”，就感到“怪”，行文更起波澜。后两句是“明所以‘苦凄侧’之故”（王文诰《苏海志余》）。“用他人反衬，接以自我开脱和担忧。“亦知”宕开一笔，但诗人想到岁月飘忽，盛时难再，又感到“凄恻”，“但恐”又扣合主线，行文就曲折而不直泻。

末四句为缓解岁月飘忽，而设想未来，期盼早日团聚。“寒灯”、“夜雨”，是回忆往日“夜雨对床”之言，“君知”、“慎勿”，是强调早退，以便共践前约。“寒灯”句是对“畴昔”（往昔）兄弟相聚的回忆；“夜语”句是对未来相聚的盼望；“君知”两句则是相约之语：勿恋高官，以免妨碍弟兄欢聚。所谓“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是指嘉祐六年（1061年）秋他们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寓居怀远驿时，一夜风雨并作，读韦应物诗，有感于即将远离，于是相约早退。（苏辙《逍遥堂会宿并引》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苏辙这段话可作苏轼此诗最后四句的注脚。

苏轼这篇七古，在用韵上如王鸣盛所说，不是很严格，全诗十六句除第三、第十五句未用韵外，共“用十四韵而跨其五部（指月、药、陌、职、屑五个韵部）”（见《蛾术编》卷七十八《东坡用韵》）。但这并未妨碍它为历代读者所激赏。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是苏轼写兄弟之情的第一篇，在于感情真挚，摹写入微，行文跌宕，收转自如，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更在于这是“夜雨对床”之典在诗中的第一次出现。从此之后，“夜雨”成了触发手足之情的媒介，“夜雨对床”频繁地出现在苏轼的诗词作品中，成了他一生的企望和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