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吴越王书

《遗吴越王书》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写给吴越王钱俶的书信。这封信意在劝谏钱俶莫忘唇寒齿亡的古训，希望吴越能从南唐退兵。从书信的残文来看，李煜在信中直陈利害，语气强硬，略带嘲讽，作出一种拼死一搏的姿态，显示了李煜性格中倔强使气的一面。

赵匡胤在取得后周政权之后，为实现其统一天下的计划而有先南后北的战略，即先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然后再对付北方。至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后蜀、荆南、南汉都巳先后平定，其疆土划入了宋朝版图，长江以南自唐末以来所建立的政权，就只剩下南唐与吴越二国。而这二国，吴越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听命殷勤，入宋后侍奉更加恭敬小心。南唐虽然也依附于宋朝，也献纳丰厚，但是李煜“虽外恭顺，而内实缮甲为战备”（《东都事略》卷二三），对宋朝存有深深的戒备之心，加之南唐的地势远比在杭浙沿海的吴越重要，宋太祖当然是先取南唐。这样，不仅可以收得南唐之地，可以借此威慑吴越，而且还可以在战争中利用吴越的兵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布置。不过，吴越与南唐同在江南，壤土相邻，有唇齿相依之势。宋征南唐，吴越难免会有唇亡齿寒之想。但在李璟时期，南唐与吴越就有了交战，再加上后周政权的威逼利用，双方的关系比较紧张。李煜即位之后，既不能与吴越一笑泯恩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宋朝，也没有听取卢绛诈取吴越之谋，以消除“他日必为北朝犄角”的隐患（《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而是视吴越为世仇，在疆场上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故在李煜时期，南唐与吴越之间基本上没有外交的来往，双方都没有修睦联合的愿望，而只想各自保全而已。开宝七年（974）秋，宋军下江南。宋太祖命令吴越出兵。十月，吴越王钱俶率军包围常州。当钱俶攻下了关城，包围了牙城，进逼润州（今江苏镇江），南唐的形势更多一份危急。因为常州、润州失，金陵遂无退路。于是李煜写下了这封信给钱俶，希望他退兵。

李煜的这封信，今天已不能见到全文，只留下陆游《南唐书》所引的残文。就通常事理而言，分析利害关系而劝钱俶退兵应当是信的主旨。虽然今天已不能知道李煜信的全文，但由这两句话可以知道，此时的李煜，绝望而悲愤。他以“大梁一布衣”的前景反讽钱俶不要逼人太急，因为“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而“大梁一布衣”不是简单的形容，而是用刘鋹之语。《宋史》卷三记载，南汉灭，国主刘鋹入宋。刘鋹在国，常置耽于酒以毒臣属。当宋太祖赐酒之时，刘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李煜以南汉国主入宋之后那种苟活的屈辱，乞怜的羞耻，来警告钱俶：国灭家亡，被俘入宋，土地被人作为封赏，自己一命难保，想在大梁城中作布衣也未必容易。看今日的刘鋹，就知道明日我的境况。可是这种结局，你以为你自己能躲得过吗？李煜虽是以利害在警告钱俶，却语含愤怒，不无挖苦之意。

由此看来，这封信没有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以耐心的劝说去打动钱俶，反而嘲讽挖苦，作出一种困兽犹斗、拼死一搏的姿态。这样，李煜的信没有能说动本来就畏惧宋朝的钱俶，也许还激怒了钱俶，于是钱俶将信上交了宋太祖。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采取使气而言、但求痛快的言说方式，虽然没有收到政治外交的效果，倒是看出平日柔婉的李煜其实还有一种任性的脾气。因此，赵匡胤恼怒李煜“倔强不朝”，欧阳修说由书法看李煜，“可不谓之倔强丈夫哉”（《书录》卷中），都以“倔强”为形容，证之以这封残存的信，可以说表现了李煜性格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