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此诗当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秋，这年黄河泛滥，河南河北二十四郡遭受水害。杜甫之弟杜颖为主簿（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官职），适遭洪水之害，便去信给杜甫陈述灾情。杜甫写了这首诗，以宽解其愁怀。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此诗前段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中段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末段戏为大言以慰之。

在有记载的杜诗当中，这首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杜甫反应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由杜甫的诗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灾患是很严重的。杜甫给弟弟的信里，已经有一种阴郁的夹杂了个人遭遇的苍凉包裹其中，但其中个人际遇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变迁明显能够看出两者还是分离开来的。一种开玩笑的嬉戏，说明杜甫更多的心思是对弟弟杜颖的一种关照，或许在杜甫，这样做是希望能够缓解弟弟忧虑惶恐的心情，在他，生命里依然有一种飘扬快意的东西，使他能够很快的摆脱生灵涂炭的灾荒年月中凄厉呼号的生命多艰带给心灵的压抑。自我这个时候还是轻松的，自在的，描述景物的时候，审美的意趣要凌驾于悲民生多艰的更广阔意义上的生命情怀。他的眼光这个时候依然多在山川草木，多在鬼怪神灵，多在自我的原宥当中，杜甫的眼里，百姓的声音还没有出现。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